内容导读：Livehouse这个词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期的日本。刘非分享道，但在国内这似乎是一个新兴音乐消费场景，最先把这个概念带到国内的是MAO，而在没有标准化的Livehouse出现前，但凡有点基础设备的酒吧或场地都会变成演出场所。眼下，随着时...……
Livehouse这个词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期的日本。刘非分享道，但在国内这似乎是一个新兴音乐消费场景，最先把这个概念带到国内的是MAO，而在没有标准化的Livehouse出现前，但凡有点基础设备的酒吧或场地都会变成演出场所。眼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出现了越来越多专业的展演空间，它们不仅为乐队提供舞台、为乐迷提供心灵居所，同时也是一座城市的文化符号。
这几年国内Livehouse发展势头迅猛，2023年在谨慎中开新店更是成为了一股趋势，而老牌场地的扩张也从未停下。从经营一家店到成为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标、甚至是超级文化符号，如何经营场地，如何做好场地的个性化发展，如何在扩张中如何保持调性以及如何承接音乐人并服务好乐迷群体？这些都是Livehouse生存与发展的必经之路。
适逢MODERN SKY LAB七周年在上海落地了一场以“Livehouse见证城市音乐脉动”为主题的论坛，由北京School创始人&主理人刘非作为论坛主持人，育音堂创始人张海生、MAO联合创始人/全国运营总监李大龙、郑州7 Livehouse主理人沈毅和MODERN SKY LAB展演空间拓展/运营总监陆保金作为论坛嘉宾，展开了一系列对话。
本文由音乐财经（ID：musicbusiness）根据论坛现场对谈整理成文，供您参考。
从0到1，浅谈四家老牌场地的发展
一、立足新生力量，沪上老牌场地 —— 育音堂
育音堂创立于2004年，到今年刚好是20年。育音堂是一家基于本土摇滚音乐和原创音乐的现场演出场地，目前有三家店和一间摇滚酒吧，都是200～400人规模的小型场地。
四家店分别是：育音堂凯旋店、开业于2018年位于长宁区的育音堂音乐公园、2023年合作的演出活动场地新歌空间以及摇滚酒吧SPECTERS老卵俱乐部。
论坛上，张海生表示小型场地是城市音乐文化发展的重要场景。由于育音堂主要面对的是新生代甚至第一次演出的乐队和音乐人，还有第一次来国内巡演的海外乐队，本地观众对这些新鲜的乐队了解不多。从行业传统角度来讲，乐队会先到一个小场地演出，经受观众的考验，在小舞台磨练成长，再慢慢进入中大型场地，从小场地到中型场地，再到千人场，这是曾经乐队成长绕不开的路径。
二十年来，育音堂始终扎根于上海这座城市，在专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推动现场音乐行业的发展。张海生感叹道：“我们见证了MAO、MODERN SKY LAB到后面更多的中大型场地在上海出现，但这些都没有改变我们的初心，育音堂扎根小型场地的发展和经营，助力上海音乐场景的发展。”
刘非对育音堂感情很深，在他眼中，育音堂是一个关注年轻乐队、新生力量的场地，同时也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大型线下交友平台。刘非回忆，十几年前，那时上海音乐场地不多，刘非从北京带乐队来演出都是在育音堂，而当年带的那些乐队如今已是独立乐坛的中流砥柱，比如后海大鲨鱼、Carsick Cars、旺福。实际上，现在成名的一些老乐队，如重塑雕像的权利、刺猬、万能青年旅店等，年轻时都曾到育音堂演出，小型场地存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文化引入，国内首批专业场馆 —— MAO
2007年，MAO与日本BAD NEWS唱片公司合作，于2007年和2009年MAO相继在北京鼓楼和上海红坊开业，是中国第一批专业中大型场馆。
MAO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演艺Livehouse。MAO从日本引进了Livehouse文化，继承和传播了当时日本较为先进的管理理念，形成自己独有的企业价值观和管理方式，同时建立了一套Livehouse运营的标准化内容，并在2016年完成了企业化改造，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扩张，在过去的几年里覆盖了中国北部、南部包括西部的一些城市。
李大龙在论坛现场感慨道：“作为一名从业人员我感到十分自豪，MAO就是踏踏实实做运营，把场馆作为主业务坚持在做。”
多年以来，MAO循着时代的脉络发展。李大龙说：“如果以五年为一代人的话，MAO的十七年可能是接近四代人，作为场地，我们承载了三代音乐人和乐迷的发展轨迹。所以这条道路才刚刚开始，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大众对文化的诉求，Livehouse行业还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三、扎根中原，河南郑州的文化名片 —— 7Livehouse
2007年，北京MAO开业之后，沈毅决定在二线城市郑州做一家场地，历经波折，最后于2008年落地了7Livehouse，至今已有16年。刚落地时，在运营上，场地方方面面都很难，但熬到了市场变好的时候，随着乐队变多、市场环境转好、乐迷数量持续的增长，2022年，7Livehouse在郑州开了千人场地7Livehouse+。
郑州7Livehouse主理人沈毅透露：“目前我们有两个场地和一个小小的酒吧，服务乐迷，还有一个SONICE厂牌，服务河南省的一些独立乐队。”
在郑州洪灾期间，7Livehouse也成为了大家的避风港。当时场地后台有很多给乐队备的水，店里的网络和电源都正常运行，于是场地就通过网络传递消息，可以为受灾的群众提供水、食物以及庇护所，沈毅回忆道：“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朋友也给了我们很多帮助，比如给我转钱买生活必需品免费发放给大家，这是大家的力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四、紧扣青年文化，合作潮流商业体 —— MODERN SKY LAB
MODERN SKY LAB目前在全国有四家店，分别在上海、济南、昆明、重庆，多是落地在青年人聚集的潮流商业体。
“MODERN SKY LAB在这里算是比较新的品牌，但距离今天也已经7年。MODERN SKY LAB最大的特点就是全部在商业体里面，10年前我们在规划这个店时就是定制的一个剧场化空间，是一个标准化的产品。”MODERN SKY LAB展演空间拓展/运营总监陆保金在论坛上感叹道，“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场地已经超越我们了，我们在明年7月份会推出MODERN SKY LAB 2.0旗舰店，这个项目是在深圳和招商局合作的3000人规模的剧场型Livehouse，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填补深圳大型场地的空缺。”
Livehouse是城市的名片和青年人的聚集地，在过去7年的时间里，MODERN SKY LAB上海办过800多场演出，在2020-2023年也停业了很久，但还是坚持了下来，目前是商场里最久的一批店，上个月又与商场续约8年，陆保金表示：“我们可能不是一家百年老店，但是希望可以跟上海这座城市共同发展共同成长。”
综艺节目之后的日子，音乐现场发生了什么？
2019年，《乐队的夏天》带火了乐队文化，乐队扩圈走红的同时，Livehouse的乐迷消费群体也发生了变化。从前，场地的用户很垂直，歌迷跟着乐队和音乐风格来看演出，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因为喜欢一档综艺节目，而选择来到现场感受乐队文化。
去Livehouse看演出逐渐融入都市生活，开始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从摇滚到说唱，从乐迷到饭圈，面对全新的客群，Livehouse的消费者在扩容后也对场地方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回顾：新晋三个千人演出场，北京中小型Live场馆这门生意还好做吗？）
一方面观众破圈涌入，给场地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另一方面场地增多，随之而来的场地空档期也变多，而运营成本也在逐年上涨，如何在保持场地调性与确保生存线的同时，做好扶持乐迷和乐队的工作？这是论坛上大家热议的话题。
一、乐迷圈层被打破，场地如何应对？
在面对传统乐迷和新乐迷的涌入，MAO在现场管理上也碰到了各种各样问题。
李大龙分享道：“自2023年以后，主流艺人进中大型场馆演出的现象也越来越多。可以将喜爱摇滚乐或乐队文化的乐迷称为传统乐迷，将粉圈乐迷称为新乐迷，这两部分人群的差异很明显。传统乐迷在看演出或者遇到喜欢的乐队成员时不会想要过多的互动，但新乐迷则需要与艺人更多的接触。”
那么，应运而生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黄牛种类叫做“代排队”，一些新乐迷希望能在第一排与艺人产生互动、甚至送礼物等。因为乐迷的群体变了，消费诉求也就变了，对应到场地方的职能上，场地也会在入场方式、票种上做出调整，不再是过去只有预售票和现场票的规则。
“过去School的用户很垂直，就是喜欢地下音乐、喜欢燥或者是喜欢School文化的人，我们承接的乐队和音乐都较为激烈，现场人与人之间的肢体碰撞都很正常，这是对于台上乐队演出的反馈。”刘非也很认同李大龙的观点，“没有经验的观众来了School之后可能会很吃惊，不明白摇滚乐的这些文化，那么场地方就需要引导观众来进入真正的现场音乐场景里，对于新观众，需要一个沟通、交流和引导的过程。”
综艺节目帮助乐队提升了知名度、票房，但是对观众来说，演出现场是无法通过线上节目去传递的，这就需要大家走进Livehouse去接受熏陶。张海生对此也深有同感，“在综艺节目之前，大家对Livehouse的体验是垂直的，过去靠人带人传播，比如我喜欢这个乐队就叫上朋友一起来看，大家理解这个音乐也知道什么是现场，但现在因为流量带来的关注，大家对现场音乐的理解可能不像十几二十年前的观众那么深刻。”
School有过一个“噪音星期一”的企划，演出的都是噪音音乐、实验音乐，乐手坐在地上用自己手里的各种乐器去发出非常燥的声响。刘非观察到，这时候就会有两种观众，一种是进去待10分钟或者5分钟出来就说要退票，当然一定是给人退的；另一种就是已知这是一场噪音实验的音乐，他不理解但他愿意去尝试、去接受这种文化，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二、场地内卷，对乐队提出了更多要求
就场地内卷来说，一方面节目之外，老乐队经过了十几年的成长，一些小的场地譬如容量、舞台规模等已经不能满足大乐队的需求；另一方面节目带来了市场的爆发，这几年迅速出现了很多千人级别场地，越来越卷。
沈毅观察到的行业现状是，其实市场并没有那么好，能在千人场地演出的乐队也没有那么多，行业有泡沫，但是大家觉得这个蛋糕越来越大，都要来分一下，带来的影响也是双向的。对于场地来说，场地越多会越来越规范。而对乐队来说，则需要迅速成长起来去填补这些大场地，新乐队再走进小场地，如此循环，但现实是，因为场地实在太多了，竞争也很激烈。
沈毅说：“我们SONICE厂牌也每年都在办巡演，5年前如果一个乐队出去能卖200张票，这个乐队肯定不亏，甚至还小赚，但现在的乐队出去演出，卖300张票都不敢保证有的赚。”
刘非也十分认同，小场地是新乐队的初舞台，但现在很多场地对新乐队或者年轻乐队来说根本无法负担。的确，现在一些场地的保底贵，一个400人场地的保底可能会达到8000元，对于刚起步的新乐队来说，这笔钱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很多新乐队干脆就不巡演了。
“十几年前玩乐队的环境是艰苦又纯粹的，但大家都是一个竭尽所能想把音乐做好的状态。虽然有的乐队出现了又消失了，有的乐队成功了，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张海生认为，综艺节目带来的一个效果是很多音乐人或者艺人不是从底层成长起来的，面对突然爆火的流量，一下子就可以直接去千人场或者更大的场馆演出，他会缺失在现场演出的经验，而这个能力恰恰是需要靠一场一场演出打磨出来的。
李大龙透露，从商业运营的角度考虑，MAO接下来也会做1000人以上的场馆，但小场馆仍是乐队发展的土壤，是长久的课题。对育音堂来说更多的不是商业化运营的问题，而是一种使命，是一个公益性的推广，所以育音堂基本维持在一个平衡的阶段。
周末档期对于场地来说十分珍贵，沈毅坦言郑州7Livehouse在周五周六设置了一个很低的保底，多数时候仍以分票房为主。但事实上，保底也是对场地的尊重，希望乐队认真去推广和销售自己的音乐，不要自己的演出也不宣传。
一个城市场地的大小应该和它的音乐受众成正比。刘非观察发现，有三四线城市的朋友想在当地开1500人规模的Livehouse，但当地的原创乐队仅有3~4支，这就很难实现。如果是有30~40支原创乐队，那开一个1500人场地还说得过去。因为如果以接待大乐队为主，那么大乐队巡演一年也只会在那个城市出现一次，但是场地一年有365天，那其他的时间怎么办呢？
陆保金认为，场地大小应该跟城市里的年轻人的人口规模成正比，张海生则表示也做过一些调查，他认为场地的发展不仅需要年轻人，也需要这座城市移民人口也就是外来人口的支撑。
刘非分享了他对日本演出市场的观察，实际上在Livehouse发源地日本，因为玩音乐的人很多，大概下午4点钟学校放学之后，很多背着吉他、拿着鼓包的学生就去排练室、去找Livehouse演出，也是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环境，所以，在那边演出的乐队要给场地钱。
场地不仅是城市文化的映射，也带有主理人的强烈特征。刘非认为：“进入这个场地你就知道这家店的老板喜欢什么，他会把他喜欢的东西全都植入在这个场地里面，所以其实Livehouse是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产品。”
譬如，郑州的7 Livehouse一墙全是利物浦的球衣；MODERN SKY LAB内核气质来自摩登天空创始人沈黎晖；MAO虽然是连锁，但在技术规范管理之余，MAO的每家店仍是带有店长的个人色彩；对School来说，放什么样的歌单也是经过主理人筛选过的。
对此，张海生表示认同，“现在是多元文化消费的时代，把特定的爱好和偏向做到极致，肯定能吸引到你的特定人群。就比如不同的颜色背后代表的情绪价值也不同，大家看到场地和音乐符合他的心理需求就会去，对场地来说也会培养固定的客群。”
最后，在谈到给消费者的建议时，李大龙建议大家要提前选好演出内容，因为Livehouse承载的是全方位的音乐体系，所以选择适合自己观看的演出风格很重要。
总的来说，小型场地的生存环境越来越艰难，新乐队办巡演的成本越来越高，千人场Livehouse越开越多，行业在发展的进程中“日渐内卷”。Livehouse要生存和发展，需要扎根在一座城市里，永远拥抱年轻人，而当下的市场环境，也给场地负责人的运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