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导读：“想到即将进场的你，一切都如此值得。”6月2日晚上，五月天主唱阿信发了这样一条微博。十几分钟前，他们刚刚从今年北京演唱会第五场的舞台上谢幕，再过24小时，他们就将完成最后一场的表演，并由此创造出一个属于鸟巢的音乐纪录——7年20场。2012...……
“想到即将进场的你，一切都如此值得。”6月2日晚上，五月天主唱阿信发了这样一条微博。十几分钟前，他们刚刚从今年北京演唱会第五场的舞台上谢幕，再过24小时，他们就将完成最后一场的表演，并由此创造出一个属于鸟巢的音乐纪录——7年20场。
2012年初登鸟巢的时刻，至今仍在阿信的记忆里清晰而深刻。那一晚，他赤足站在台上，兴奋地高呼：“五月天踏到鸟巢了！所有有梦想的人、有倔强的人、有坚持的人，你们都踏到鸟巢了！”在后来创作的《任意门》歌词中，他回顾了自己与伙伴走向鸟巢的十年经历，称那是“铺满汗水泪水”的一路。而这条路的起点，被他定位在了2004年的8月24日。
那是五月天第一次到北京演出。尽管彼时还没有推出《倔强》这样的大热金曲，但不久之前的上海万人演唱会，已经证明他们在中国大陆拥有一定的歌迷基础。然而北京的这个夏夜，他们却并非主角，未来脚踏车和Joyside是更能点燃现场的那两根引信，甚至直到他们上台的一刻，四周依然蛰伏着不屑的目光。
一切都因为那时，他们登上的那个舞台叫作“无名高地”，那是中国最早一批具有Livehouse性质的音乐现场空间之一，它在反叛主流的乐迷心中享有无上的地位。在那里，只有个性和激情的乐队与作品，才可以获得掌声和尖叫。即便如五月天这种日后爆红的商业乐团，起步时也要从Livehouse开始。
作为一种小型现场演出空间，Livehouse是乐队走向更大场地前的起点和必经之路，也因为可以与乐迷近距离交流，成为了一些乐队永远的情怀所在。2023年以来，中国的音乐节市场迎来了大爆发，Livehouse这个都市音乐文化的重要阵地，也在经历着自己的变化甚至分化。小型的Livehouse与大型的音乐节互为表里、互为补充，共同构建着当地的音乐生态。如果说音乐节是大而全的，Livehouse就是小而美的，音乐节是节日化的，Livehouse就是日常性的，相较于音乐节上的成熟展演，Livehouse则保持着青涩或者先锋的一面，它是更年轻的原创音乐人的孵化池，让原创音乐保持着创新与活力。当音乐节不断下沉、拓展、爆发，Livehouse这种原创音乐的出发之地、小而美的“基础设施”又在经历着什么？
2017年8月29日，北京五道营胡同，SCHOOL Live Bar酒吧。图/IC
停摆后的复苏
无名高地如今只能在回忆中被记起和提及了。它在中国Livehouse历史上的步伐终止于2007年，那之前和之后，嚎叫club、D22、河酒吧等也消失在了时代的风尘中。所幸的是，与无名高地同一时期闻名于北京独立音乐圈的疆进酒活了下来。2022年的最后一天，它和其它城市的11家Livehouse共同推出了一场名为“The 25th hour”的演出，为辞旧迎新的人们提供一个欢聚的机会。
当天的跨年狂欢其实不只这一个，在全国大大小小的Livehouse里，还有许多派对同时躁动着，人们忘情于音乐与酒精之中，守候和期待着一个新的开始。
这样的热闹很久没有过了。此前三年，国内的演出市场整体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窘。虽然比之于演唱会、音乐节这些大型演出，体量偏小、形式灵活的Livehouse在时松时紧的防疫形势之间更容易获得机动的空隙，但有限的规模也同时意味着其抵御风险的能力相对不足。2020年以来，不断有Livehouse受疫情影响而停业倒闭，其中不乏13Club、ARKHAM、糖果TANGO等地标性品牌。其余的幸存者也只是挣扎在勉力维持的生死边缘，小鹿角智库发布的《2022年中国Livehouse生存与发展调研》显示，即使是在疫情控制较为平稳的2021年，74％的Livehouse仍处在低于100万元的营收状况中。而诸如杭州酒球会、广州声音共和等甚至不得不通过转型餐饮、运动场馆的方式续命度日。
如果没有疫情，国内的Livehouse原本可能迎来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经过多年的积累和探索，Livehouse已逐渐摆脱了地下、小众的标签，成为一种城市生活的日常娱乐方式，尤其是这种音乐文化所宣扬和彰显的个性与多元，对于不断迭代的年轻群体愈发构成吸引力。2015年左右，随着ModernSky Lab、中央车站等一批新场地的开业以及Mao、疆进酒等老牌空间的转型重生，摩登天空、滚石音乐、君联资本、太合音乐等投资纷纷入场，Livehouse开始进入了资本化运作和院线化布局。其后仅两年时间，Livehouse的全年总票房便突破了亿元大关，并且据《2018中国现场音乐产业报告》显示，2017年Livehouse的收入涨幅位居于所有现场音乐演出之首。
对此，灯光师早川绫子有着真切的感受。2003年，因为厌倦了日本的工作环境，她只身来到中国。“当时我去Livehouse看演出，台上的状态特别原始，硬件基础挺差的，灯光能换几个颜色就算不错了。”此后二十年，她开始与独立音乐人合作，几乎去遍了中国所有的Livehouse，看着这些地方一步步地发展、更新。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要有一个明确的分界，“2016~2018年那个时候应该是一个变化点。”
2019年网络综艺《乐队的夏天》的播出，进一步为Livehouse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市场。“‘乐夏’出现之后，给全中国的乐队演出空间带来很多新的客人，（虽然）这批（客人）流动性比较大，但是也会沉淀下来。”因为被多个乐队屡次提及，北京的SCHOOL在节目播出后成功出圈，一度成为小红书等平台的热门打卡地。其主理人刘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以往因为SCHOOL的演出有很多学生乐队，所以来听的一般也就30人左右，其中不少还是乐队自己的同学和朋友，‘乐夏’之后这个数量一下子便多了一两倍：“影响其实挺明显的，我认为2019年是目前来说现场音乐非常黄金的一个时间，眼见着市场、观众、收入都变了。可惜后来就疫情了……”
因此对于Livehouse及其乐迷而言，2023年无疑是一个新的开始。在起初的复苏中，回暖的迹象也的确颇为乐观：据不完全统计，从1月到4月，全国Livehouse的演出场次多达千场，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上半年的周末档期早在春节前就已被全部预订，平均每个场地的月演出量都有20场，重庆、成都等地的场地月演出量也差不多在12场左右。同时，票种出现了愈加多样化的售卖形式，票价也有所上涨，2019年时全国巡演一般分为早鸟票和正式票，价格幅度差距在70~80元左右，今年则出现了VIP票、VVIP票、双人票、畅饮票、通票等，价格跨度可以达到一两百元。
但随着五一假期的来临，这股火热的势头却突然遭遇了一场降温。
2006年3月11日，新裤子乐队在北京无名高地酒吧演出。图/视觉中国
北京早期的MAO LiveHOUSE。图/视觉中国
音乐节的挤压
长春GOIN的创始人约翰张发现，Livehouse的演出和观众开始变少了：“五一之后票房都不好，减少了两成到三成。”来自票务平台的数据可以佐证这一点：据大麦网统计，五一期间超过3800场线下演出的观演人次中，Livehouse仅占比12％，同时演出内容也呈现着尴尬局面，全长沙的Livehouse假期期间只有一场演出，即使连MAO livehouse（北京分店）这样演出极为频繁的地方，也仅在1日晚举办了一场拼盘演出，至于其上海分店则甚至用舞会和KTV派对来填补空档。
“今年全国的音乐节太多了。”约翰张认为，音乐节以及演唱会的大规模开唱是导致Livehouse遇冷的主要原因：“我已经去看了迷笛、看了草莓，我没钱了，而且音乐节都那么嗨，这劲儿还没缓过来呢，你再演我也不看了。”观众的注意力和消费力确实在向大型演出转移，通过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2023五一假期全国演出市场简报》便可窥一斑：在全部营业性演出中，音乐节和演唱会占据了42.53％的票房收入，观演人数更是超过了总人次的50％。
在这种情况下，开年以来普遍上涨的票价，此时又在Livehouse与观众之间叠加了一道障碍。就在假期之前的一个月，近20％的Livehouse票价已经超过了300元，而一张音乐节的普通单日票通常最贵不过500元左右。综合演出内容和演出时长考量，性价比孰高孰低无须多言。
除了对受众的收割，遍地开花的音乐节也几乎将头部乐队的档期瓜分殆尽。比如约翰张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丢火车乐队过完年之后到现在七十几场，全国音乐节一场都没落。“同样，翻开痛仰乐队的行程，可以用满负荷来形容，除了他们自己的“三四五”“世界会变好”巡回演唱会，还穿插着各种拼盘和助阵演出，而 “在路上”巡演及多个音乐节也早早地将下半年时间表编织得密不透风。找不到乐队或者只能选择中、尾部乐队的Livehouse，不仅在票房上难以保证，也失去了足够的市场号召力。
在疆进酒的主理人左野看来，Livehouse和音乐节之间其实本身并不冲突，它们共同存在于现场音乐的演出体系里，在各自据守的位置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两个东西肯定是一体的。Livehouse是一个成长阶梯，它给音乐人提供一个呈现的准备，让他们去锻炼和成长，逐渐地能够进到音乐节。”当这样一个逻辑反转过来时，音乐节也 “会对本地Livehouse包括乐队的成长起到一定作用，只是说一时半会儿不会特别明显”。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SCHOOL的主理人刘非认为音乐节有可能给城市的夜间文化和经济带来机会，特别是那些Livehouse文化欠发达的地方，近些年的音乐节下沉或许是一件好事。“你这个城市办音乐节，来的这些年轻人晚上干吗去，不就去Livehouse了嘛，他要借着这个劲儿，再继续看看别的乐队的演出。音乐节无非就是把Livehouse扩大了，他们是一个共生的关系，一个城市里面同时有Livehouse有音乐节，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然而就像足球领域里的青训体系和职业赛事一样，青训为赛场培养和输送球员，赛场的激励和收益也可以带动青训。但在一个青训尚不健全的基础上，这种反哺作用实际上微乎其微，对赛事本身的过度追求和资源倾斜还可能对青训造成伤害。何况有些时候，赛事的短期成绩和表面繁荣是可以用钱砸出来的，跟青训一点关系都没有，当然更无关足球。
“我觉得现在的音乐现场演出就是假繁荣，除了迷笛、东海还有一些小音乐节有点精神追求，（音乐节）只要你有钱谁都可以做。”约翰张就不是很看好市场的现状，他觉得眼下火热的音乐节只是给演出商和乐队带来了更多收入，对音乐本身并没有什么良性的意义：“这么大的收入，大家一下子就蒙圈了，钱太好赚了。以前那些人写出歌先自己内部演，再给别人演，现在很急躁的，第一天写第二天录第三天就去巡演，年轻人喜欢听啥写啥，然后只研究台上怎么漂亮、怎么让大家好跳好蹦，这东西咋能有生命力。”
西宁Livehouse“简单日子”的主理人高唯，与约翰张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也认为音乐节的爆发对Livehouse而言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西宁每年也在搞音乐节，但这种项目基本上就变成一种赚钱的方式了，跟我们没啥关系。”而且之前他做过一些尝试，在本地有音乐节的时候去邀请一些乐队顺便到“简单日子”来。“但是不行，很多音乐节会签合同，不让你在音乐节期间去本地Livehouse参演。”
高唯受挫的尝试并不算最糟，毕竟面对他的邀请，一些乐队主观上是愿意的。但他可不是杞人忧天，那是个确实存在的问题，尤其在音乐节火爆的当下：当音乐节让许多人见识到了巨大的诱惑，收益有限的Livehouse是否还能对他们构成吸引？
左上图：疆进酒在北京鼓楼最后两年的一场拼盘演出，观众在验票入场。摄影/左野 左下图：2020年12月24日，北京疆进酒OMNI-SPACE内举办“枕头大战”。图/视觉中国 右图：2017年7月22日，北京SCHOOL酒吧门口，青年在等待演出。图/视觉中国
取消的巡演
据“音乐财经”的不完全盘点，2023年的上半年有近二十支乐队/音乐人取消了原定的Livehouse巡演，原因包括“票房售卖不佳”“观演人数远低于预期”等，甚至还有“承办方票房款挪用，不给乐队结算费用”这样的纠纷。自6月以来，类似的消息似乎变得愈发频繁：2日，“野外合作社乐队”和“瓦依那”取消了成都特别专场；4日，“打倒三明治”宣布取消内地四城演出；5日，音乐人“石磊4ROCK”取消成都站演出；16日，“万重乐队”宣布取消珠海、深圳、广州三站的巡演……
在这之中，“鲸鱼马戏团”在其公众号发布的“将无限期停止Livehouse全国巡演”的公告尤其引发了广泛关注。公告中称，“Livehouse的租金和前几年相比平均涨价5000~10000元，我们每个人其实都面临着生活的压力，大家为了演出付出了很多，甚至于倒贴成本，但随着各方面因素的出现，这个缺口越来越大，我们也没有办法继续维持下去了。”
看上去这是一个属于音乐人的生存困境，特别是对于那些尚缺乏市场认知度的音乐人而言，不进行巡演就意味着放弃了一部分触达观众的机会，进行巡演则可能入不敷出，反而加重了自己的负担。但若把视线放得长远一些，其对Livehouse的不利影响便隐隐浮现——作为日常性的中小型音乐现场，Livehouse的舞台不可能只依赖于知名乐队，大多时候还需要非头部音乐人来填充，如果越来越多的巡演取消，势必将导致Livehouse的演出出现短缺。
当然，这并非一个新生的问题。据长春GOIN的创始人约翰张解释，一直以来Livehouse收入的主要来源“要么是保底费用，要么是票房分成”。”什么叫保底，这个场地等于我租给你了，再小的场地也得收你个三五千块钱。”换句话说，保底实质上就是场租，目的是保证在票房未达预期的情况下，场地方不至于赔钱。只是对比从前，由于Livehouse自身房租、员工工资等成本的不断上涨，这笔钱自然也水涨船高了。
在增加的保底费用所覆盖的成本中，还有一部分是Livehouse专业化的必然代价。左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6年疆进酒从北京鼓楼的旧址搬到天桥时，他们曾花费重金对声学处理设备、技术服务、经营和宣传人员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和重组。约翰张则更为详细地给自己2019年开设的新店算了笔账：“从装修到设备有小200万；7个员工，平均6000到7000块钱工资，一年30万的房租。就算一次性投入不计，每年也得小100万。”除此之外，作为一种隐性成本的“合规”亦不可忽略。从2006年的北京星光现场开始，备案已成为Livehouse演出的必要手续，对场地方来说，整个报批过程一样需要投入人力和时间。
这种现状所潜伏的问题其实不是没有人意识到。GOIN新店开业的时候，约翰张本来考虑过把只有30平米的老店关掉，但最终他决定保留下它：“光做大的不行，好多音乐人没有那么多观众，赵雷最早在我那里演出就60个人，你让他租场地他租不起。所以我现在还保留着小场地。”他觉得，这个行业需要有一种“区别对待”的思维，“就是说大乐队怎么对待，也要去扶持小乐队”，不然的话“这些音乐人不演了，这行业就完了” 。
左野也认为，Livehouse最本质的核心应该在于服务音乐和音乐人。所以这几年，他在经营疆进酒的同时，还做了两间录音棚，并为一些乐队制作合集。“包括我们还会定期推一个所谓的首专（即首张专辑）基金计划，等于是拿场馆运营挣到的钱去反哺一些年轻的乐队。”
对于这样的做法，刘非是心有戚戚的。他自称是一个老派的人，做了这么多年的音乐演出，他甚至不愿意将这个行业称为市场，而更喜欢叫作江湖。“我觉得大家需要的是去交朋友，需要用心去坦诚相待，彼此信任之后才能做一些新的事情。这些年大量的人想要进到这个领域这个行业。但是做这个事情首先一定得非常热爱，因为这个事的投入产出比是相当低的。这个行业最终靠的是情怀去打底，商业（只）是一个可持续的可能性。”
事实上，在Livehouse的起源地日本，除了商业性的大中型空间，本地性的小场地也面临着种种困难，盈利微薄，甚至很多Livehouse在几十年的时光中连装潢的样子都没变过。但得益于整个社会文化对音乐土壤持续灌溉以及用心经营的观演关系，在那些老迈的Livehouse里如今经常能够看到“当时的艺人还在演，当时的歌迷还去看”。因此早川绫子觉得，“Livehouse最重要的还是提供文化，种下音乐的种子。”
2009年10月3日，歌手窦唯在北京星光现场Live House演出。图/视觉中国
音乐节能下沉，但Livehouse很难
只是对于那些仍在努力维持收支平衡或者基本生存的Livehouse，情怀不免有些奢侈。简单日子这些年也坚持不收保底、不分票房，却并没有因此换来更多演出。主理人高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即便是疫情之前Livehouse最火爆的那几年，愿意到他们那里的乐队也屈指可数，西宁毕竟是一个西部城市，和北上广的文化氛围以及年轻人的数量都无法相提并论，与此同时，因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导致的人口外流，还使得西宁本地的原创音乐力量随之流失，“现在想搞一个本地的演出，基本上找不到年轻的乐队了”。
如今西宁只剩下这一家音乐空间，曾经齐名的南墙音乐、飞都因为支撑不下去而关掉了。尽管如此，高唯却还是不敢称自己是Livehouse：“我觉得有点对不起Livehouse这个名字，因为靠做演出不靠卖酒水的才是真的Livehouse。虽然我们把Livehouse和酒吧结合在一起，也是为了生存。”
其实单就营收模式和场地大小而言，简单日子和北京的SCHOOL相差无几。刘非也从来不把SCHOOL称为Livehouse：“我们更像是一个pub或者club，一个大家能聚在一块儿的地方”。他不觉得这有什么，“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城市或者所在地区最适合的生存方式，现在国内的定位，反而这类型的现场音乐酒吧应该更多一点，给初级的喜欢原创音乐的人一个平台，更多地起到孵化器的作用” 。
关键的问题在于，身处北京的SCHOOL，除了掌握丰富的乐队资源，潜在的观众规模及其消费能力都颇为可观，因此在他们每个月初发布的“课表”上，可以看到几乎每晚都有演出。这是偏居西北的简单日子所难以企及的。“我们基本上接演出都是比较困难的，最多的时候一年也就是几十场。” 高唯说：“即使你能接到这么多的演出，你也没办法盈利。西宁市的演出市场不是很大，人口基数比较小，喜欢听独立音乐的乐迷比别的城市要少很多，就是这一帮人。他不可能天天去，没有经济实力，也没有时间和精力。”
这是三四线城市的Livehouse共有的痛点。2018年开了两年的“葵Livehouse”平凉店关门，主理人蒙谅在一次采访中说过，当地人对于这样一个地方的态度是可以喝酒消费但不太能接受买票；沈阳“一席酒馆”创始人Rick也说过，在他们那里30％的人来聊天，30％的人来喝酒，30％的人随便听听，只有10％的人是来听音乐的；张聪接手银川“铜管Livehouse”的几年里，演出很少，经常只能干看着冷清的场子，为了吸引顾客，他找过驻唱乐队，没想到支出反而变得更高，后来他不得不卖掉了自己的车用来填补房租的费用……
真Livehouse举步维艰，伪Livehouse却在这些地方泛滥丛生。虽然像SCHOOL、简单日子等小型空间，酒水是主要的收入来源，但他们对Livehouse的性质仍然有所坚守：所有演出必须是原创音乐，表演区一定不设卡座。而如今不少夜场娱乐场所、串吧、餐厅等也开始打着“室内音乐现场”的旗号招揽生意，在网络上任意搜索Livehouse，可以发现很多门店只有菜单和各类酒水套餐，完全没有演出票务的踪影。高唯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西宁好多叫Livehouse的，其实是夜场的另外一种形式。”尤其是疫情以来，Livehouse逐渐变成了一种营销手段。如此鱼龙混杂的状况，实际上对Livehouse构成了一种新的污名化，在live文化本就贫弱的地方更是阻碍了当地人真正接触和正确认知。
“Livehouse这东西就是在大城市，最低到省会一级。”约翰张认为，除了一些体量足够的地方，Livehouse基本不可能在三四线城市生存下去：“观众的基数没有那么大，乐队的基数也没有那么大，养活不了。受众肯定是能培养的，但它会很漫长。”
左野倒是对于Livehouse的下沉抱有信心：“这个市场肯定是要有人去培育和生根的，不同的城市一定要有这种文化形态，它也有它的生存空间，但是经营的策略肯定会有很大的区别。也许在三四线城市，就是要结合常规酒吧的经营业态。我是觉得市场是不断下沉的，以后甚至五线城市都可能会有这种业态。”
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觉得一个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还需要时刻留意。“发展比较大了之后会存在一个所谓破圈的问题，原来的受众跟场地相互之间有一种精神的认可。圈子扩得太快，一方面涌进来的外围消费者跟真正的乐迷心态不一样，另一方面大量的外来运营者可能不是那么专业。” 左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